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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年前的“守边人”:略说清代伊犁驻防八旗

2018-11-09 11:13:20  澎湃新闻     

各民族的“守边人”

清廷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收复伊犁;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彻底清除阿睦尔撒纳等准噶尔残余势力,彻底控制了卫拉特蒙古地区;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之乱,清军进驻喀什噶尔,至此天山南北完全归于同一,新疆地区与清代中央政府的关系空前密切。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针对新疆地区的管辖、驻军等问题,清廷与陕甘总督等进行了多次论证,最终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决定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即伊犁将军),采取类似关外的军府体制,“伊犁入我版图,控制辽阔,不得不驻兵弹压。……其驻防伊犁大臣,即兼理回部事务”。

当年五月,清廷开始从西北地区抽调兵力驻防伊犁。首先是自张家口、宣化、大同等地拣选察哈尔蒙古官兵2000多名(内有厄鲁特蒙古官兵234名)携家眷西迁,其中150名留驻乌鲁木齐,50名留驻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市)实际抵达伊犁1836户、5548人。出于对西迁军民生计的考量,清廷将察哈尔蒙古官兵安置到博尔塔拉以游牧为生,即伊犁四营之察哈尔营。与察哈尔蒙古同来的厄鲁特人则被安置到昭苏、尼勒克、特克斯及新源等处的牧场,他们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从热河调拨的500名厄鲁特官兵、部分准噶尔部部民以及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随土尔扈特部东归的沙比纳尔及厄鲁特人1200余户共同组成伊犁四营之厄鲁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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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平定西域得胜图》

乾隆二十九年七月,从黑龙江、嫩江流域拣选的1022名“布特哈索伦”和“布特哈达斡尔”官兵又陆续抵达伊犁,组成伊犁四营之索伦营。索伦营军民共3860人,其中鄂温克人被安置在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仍以游牧狩猎为生,达斡尔人被安置在霍尔果斯河以东地区,主要从事农耕生产。伊犁四营中最后一个组建的是锡伯营,锡伯营的官兵均由盛京将军辖区拣选,原定官兵及眷属3280人,乾隆三十年(1765年)夏抵达伊犁的总人数为4030人,其中官兵1022名,悄然跟随而来和途中新诞生的婴儿共计750余名,他们被安置于察布查尔地区以农耕为生。

除去上述伊犁四营外,伊犁驻防还有人数更多的八旗满洲官兵。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政府从凉州、庄浪抽调八旗满洲、蒙古官兵3334名,从热河抽调八旗满洲1032名携家眷西迁伊犁,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又从西安抽调八旗满洲、蒙古官兵2088名。至此,分三批迁入伊犁的八旗官兵总数为6454名,这些官兵连同眷属、近两万人被分配到以惠远城为中心的“伊犁九城”中安置,即位于伊犁河北岸的惠远城(今老城)、惠宁城(今巴彦岱)、绥定城(今霍城县)、广仁城(今芦草沟乡)、瞻德城(今清水河镇)、拱宸城(今霍尔果斯)、塔勒奇(今霍城县东南)、熙春城(今汉宾乡)和宁远城(今伊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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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垦与戍边

然而,上述一万多官兵和近四万眷属并非清代“守边人”的全部,事实上,最早奉命迁入伊犁地区、开启伊犁屯兵之始的是曾经参与西北平叛的绿营兵。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100名负责保护首批维吾尔移民的绿营兵被安置在清水河屯田,乾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1761-1769年),又陆续从内地抽调绿营兵2500名,分驻绥定、瞻德、广仁、拱宸、熙春、塔尔奇六城及其周围地方,由伊犁镇总兵统辖。至此“伊犁地极西徼,又为将军帅庭,故较之乌鲁木齐驻兵尤多。有满洲、蒙古八旗兵,有绿营屯兵,有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兵,环卫森严,所以靖边圉而资控驭,最为整肃”。

清代的伊犁驻防八旗虽然集军事、生产和行政职能于一体,但在存续将近150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军事职能为先,驻守台站、防守卡伦、保卫城池,换防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边界等等。卡伦本为满语(karun),意为“哨所、边卡”,也被音译为喀伦、卡路、喀龙等,是清代特有的一种防御、管理设施。卡伦按照值勤任务的不同及设置时间长短等区别可以分为常设、移设、添设三种,关于伊犁驻防八旗卡伦的相关情形在清道光十四年的档案资料《录副奏折》,《军务•防务》中有明确记载:

“伊犁沿边大小卡伦七十余座,周围地逾数千里,各卡相离数十里至百余里之遥。每卡仅设弁兵十余名及三十余名不等。惟按月周巡,可期声势联络。其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四营,每月派总管、副总管、佐领等官一员,各带本营兵丁三十名,于该管卡伦挨次行查,至各营交界会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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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将军管辖范围示意图

换防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和喀什噶尔(今喀什)是伊犁驻防八旗的另一重要军事任务,其中每次换防塔尔巴哈台共派出官兵1200名(满营600名、锡伯营100名、索伦营50名、厄鲁特营250名、察哈尔营200名),每两年换防一次(后改为三年),换防官兵除一部分留城听差、一部分在外巡视卡伦外,还要驻守军台,负责渡送折报公文等事宜。喀什噶尔的防务则主要由索伦营和锡伯营承担,每次派出人数在192-300名不等。

此外,伊犁将军每年秋季还要组织专门的巡边队伍,对哈萨克和布鲁特边界进行例行巡查。这支队伍由满营协领带队,从各营中选派军官10名、军兵300名。他们所要巡视的国界线远比今天的要长得多,清代的哈萨克汗国远在巴尔喀什湖以北,边界有上千公里之长。隔一年的春季,再巡查布鲁特边界(在今塔吉克斯坦境内,大约在北纬39°东经72°附近),防务范围之大、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伊犁驻防八旗建制后,对外抵御沙俄势力的扩张,对内平定分裂势力的颠覆,先后平定“张格尔之乱”(1820-1828年)、“玉素甫和卓之乱”(1830年)、“七和卓之乱”(1847年)、“倭里罕之乱”(1857年)等等,为国家领土的完整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惠远之殇

1864年,受陕甘回乱的波及,新疆“同治回变”爆发。数月之内,各地以回族、维吾尔族农民为主,汉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加入的起事队伍将矛头直指清政府在伊犁的统治,两年间,伊犁驻防的锡伯、索伦、满等营先后遭到沉重打击,清军的主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线无法西顾,孤悬塞外的惠远古城成为满洲八旗退守的最后城堡。

1866年正月二十二,攻城者挖地道炸毁城墙,攻陷惠远并屠城一天。时任伊犁将军、领队大臣、协领、佐领等“合城官员殉难”。没有战死的满营兵丁及家眷,除自尽者外惨遭屠杀,妇孺亦难幸免。据现居伊宁的原伊犁驻防幸存旗人后裔文荃老人(萨克达氏)的口传家史,彼时的情形对驻防八旗而言进退两难:谈判没成功,因为国家不容分裂;开杀戒征粮,围城的又都是被驱赶来的塔兰奇百姓,封建领主和东干人都骑马远远躲在后面。伊犁将军明绪带领八旗将士及家眷在被重重包围和断粮断水的情况下,苦战坚守了18个月之久,后来在“驻军根本没法抵抗,因为士兵饿的连站都站不住”的情况下,明绪将军带领全城的旗人集体喝下大烟水自焚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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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远古城遗址

惠远城的沦陷,标志着清政府在伊犁的统治暂被推翻,伊犁开始了近五年的“苏丹汗国”的统治时期。1871年,沙俄趁机以“代收代守”的名义派兵占领伊犁,声称“中国威令能达伊犁之后即行撤军”,1878年清军胜利收复南疆后,开始与沙俄就交收伊犁问题进行谈判,但直到1882年才正式收回伊犁。此时的伊犁将军金顺所面对的,是一幅旗民凋敝的窘境:“当日东西建城有九,棋布星罗,形势完壮。自回逆陷之,俄人据之,夷城郭,满汉兵民杀戮之馀重遭迫协。”

嘉庆年间,为解决伊犁驻防八旗的生计问题,时任伊犁将军松筠曾经对辖区内的满洲八旗人口数量进行过一次系统的统计,以惠远、惠宁两城为主的伊犁九城共有满洲八旗人口35940人,而据沙俄占领伊犁后的统计,“同治回乱”后的伊犁满族人口仅剩450人。金顺接管伊犁后,开始招民垦荒、修复城池,重新整顿残存的驻防旗营,并奏请由锡伯营抽调闲散壮丁移补惠远城,组建新满营。新疆建省后,清政府在“规复旧制”的过程中仍将恢复伊犁四营作为重中之重。恢复后的伊犁四营,仍然肩负防守卡伦、维护当地社会治安和屯垦(牧)戍边的任务。

1912年,随着清朝退出历史舞台,伊犁驻防八旗也随之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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